万历十五年是明代第十四个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当政的第十五个年头,既公元1587年,是欧洲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征伐英国的前一年,从此揭开了欧洲历史新的一页。但在中国的这一年,正如本书的英文译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是极为平淡的一年,除了北方发生了一些小灾小祸,并没有大的事情发生。然而,本书的作者,美籍华裔学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却独辟蹊径,在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末端小节上,找到了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若干大事的症结,昭示出东方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败的必然结果。

　　这本书既非《史记》那样的皇皇巨著,也非论述周全的断代史,更像是一个涉及到社会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人物画廊,却又不同于《史记》中的列传,而是直达人物矛盾中心的深刻剖析。令人读来遐想连篇回味无穷。因此,我们印象中,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一个个脸谱似的人物便跃然纸上,成了有痛苦有希冀有悲剧色彩的可以触摸到的形象,读者从中可以品味到人生的辛酸。譬如,身为最高统治者的万历皇帝,在与朝臣们的历年的争斗中,如何从一个仪表高贵的有为少年蜕变为碌碌无为的荒怠皇帝,因在废立太子一事中最终屈服于朝臣,为了报复,更是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绝。还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虽为阴阳大师,玩转朝野,在位时大刀阔斧改革文官制度,鲜有成绩,却招致了死后被清算抄家的可悲下场。我们所一向推崇的清官海瑞不过是一个“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的顽固的保守分子,而代表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李贽也仅仅是为那个精神空虚的官僚阶层寻找精神寄托而已。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抗击倭寇,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的倾轧,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所有这些人物无不在各种矛盾中交织穿梭:皇帝同群臣之间,各级官僚之间,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而所有的矛盾无不集中于一个最大的矛盾,即个人与体制的矛盾,它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这个悲剧实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作为我们的父辈一代,黄仁宇经历了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所有痛苦,他参加了抗战,去过印度、缅甸,在内战爆发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侥幸逃脱了兄弟相残的悲剧。在遥远的美国,这些经历让他开始思考大历史观的问题。在明代之初,与欧洲相比,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十七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正如他在《后序》中提到的:“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正是有了这种高屋建瓴的大历史观,才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见解,如他对中国的官僚阶层的尖锐剖析:“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可谓一针见血。

　　《万历十五年》似乎是一本以暴露中国传统弱点为主的著作,但这种“暴露”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黄仁宇在陈述自己的大历史观时说道:“《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由此可见作者检讨过去的弊端,乃是作为现在与将来的借鉴,同时也告诉每一位读者应该如何保全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