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上旬－２月中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１月４日－２月５日　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２月１６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３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２月１９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２１日，总同盟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工人。起义失败。

　　２月　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主义的错误。

　　３月１０日－１７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３月２１日　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３月２４日　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３月３０日　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４月１日　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４月初，汪蒋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

　　４月５日　汪精卫、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言行，反而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等等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因而放松了警惕。

　　４月上旬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４月１２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４月１４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４月１６日　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４月１９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从４月下旬至５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４月２０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４月２２日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４月２５日　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四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５月１０日－１６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六十余人，代表团员五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５月１７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部平叛，于１９日将叛军击退。

　　５月１８日－３０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八次全会的精神，于５月３０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即５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６月１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６月５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５月２１日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５月　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七百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６月５日　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６月１０日－１１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

　　６月２０日－２１日　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６月１９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会员二百九十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