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是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一开始因为非公有制企业还比较少，不是占主体性的矛盾冲突，但是现在越来越大，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按各种指标计算都占到60%，所以在各种关系中，劳资关系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矛盾形式。而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现在它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是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抗性，搞不好就会发生各种冲突。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你的政府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怎么建立现代教育，要劳资两立，和谐共处的关系，还得建立这样一种体制，需要一些探索。前几年工会领域不太主张在非公有制企业里面发展工会，因为工会运转，按《工会法》理论上也要从公司总额里面提取2%作为经费运行。当时怕影响到投资环境，影响到竞争能力，所以一开始不主张、不提倡发展工会，而且当时认为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联系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是桥梁的作用，但是现在发生了大的变化。一方面，现在我们是按照国家的法律，要在所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中包括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逐步建立起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劳资矛盾的协调机制。而且这次十七大报告会指出，工会的职能要促进和谐建设，要维护职工的权益，和过去的要求不太一样了。这样一来，最近几年才有了转折性的发展。去年的时候，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对沃尔玛的态度。沃尔玛是一个大的国际跨国公司，当时它强调，我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面都没有成立工会，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工会？但是后来中国的态度也很坚决，别看你是这么大的公司，要么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进行，要么你退出中国，最后他们还是退步了，它也建立起中国工会。而且他们建起来以后发现，这个工会和西方的工会不一样，不是非要搞成对抗性的关系，还是协调这个关系，有助于你这个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这样一来，1994年至2004年几乎是快速增长的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地下工会。从长远来看，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的劳动关系。

        四、当前社会管理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面我们说的是新的大的矛盾，但是具体的社会管理中，有一些什么新的问题？

        1、社会管理基础的变化要求加强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到底要搞什么？现在单独提出社会建设，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什么叫社会管理的基础？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过去叫做单位，单位是一种特殊的组织类型，中国的特殊的组织类型。也就是说，过去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公社都是这种单位。单位的特点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工作场所，也是一个共同生活、共同管理、控制的部门，所有的社会事务我们是通过单位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也是一种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一种机制。单位过去有这种职能，单位发生什么问题不能推向社会，必须在单位里解决。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呢？一个是从国有企业开始，我们对单位体制进行了本质性的改革，这个改革就是市场化，允许国有企业裁员。然后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国有企业里面退休人员不再由企业来管，社会保障部门管。然后是后勤的市场化，我们叫主辅分离。过去企业办社会这套全部交给社会，当然还有全国范围内的住房的自由化，把所有的住房分给个人，不再进行福利分房。所有这些改革进行以后，也影响到了机关和事业单位。所以说，单位过去的那种社会职能慢慢地在弱化，当然现在机关事业单位的体制还是带有单位的色彩。这种色彩不光是工作了，各种社会事务，征兵、建学、卫生防疫、防火防盗，很多东西都是单位里面都有人负责，我们发红头文件，通过单位来落实这些事务。

        随着单位发生的改革，大量的新产生的就业部门都是采用新体制。新的体制我们叫做非单位体制。什么叫非单位体制？就是聘任制，聘任制的原则就是8小时以内你来工作，我发给你工资，然后按照各种国家的法律给你上各种保险，仅此而已。法律上讲，我不再有责任承担任何的社会事务。所以红头文件，像新产生的这些部门是发不进去的，它也不会按这个东西执行。但是现在从全国来看，城镇里面60%以上的从业人员都是在新的体制里面工作，所以这个社会从管理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去找政府。单位原来的体制没有了，没有以后就找政府，政府说现在已经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管政府的事情，单位发生事情来找我，也不归我管。都不管，上哪去？就往上告，一级一级地往上告，最后问题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北京。这么多问题，通过上访集中地突出反映出来。

        北京周边现在出现了很多上访村，一个村几万人，人多了以后形成了上访市场。你去了以后，领导人的家庭电话，家庭住址，先到哪里后到哪里，一条龙服务。而且各地还派了大量的接访人员住在北京。我们也能理解，因为现在上访和政绩挂钩太密切了，影响政绩。一个县委书记辛辛苦苦干了三年，好不容易该提拔了，结果“两会”期间，党代会期间不一定冒出个什么人来去上访，一上访一个电话打回来，白干了。再辛辛苦苦干三年，年龄又超过了。所以一般来讲，县委书记很重视，要求把自己的人都看住，别让他跑出去，还要派很多人到北京去等着，去了以后还要好言相劝，再把他弄回来。上访这个事，花费了我们全党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但是问题解决好了吗？还是没有解决好。它不能替代过去的单位，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上访就是批转，然后把这个问题批转给相关部门，你要重视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好解决的话一般就在地方解决了，也闹不到那里去。有些是属于干部作风等问题，但是更多地有些涉及到体制上的冲突。解决一个人可能涉及十个人、八个人，甚至更多的人都要解决。而能够解决、真正解决的可能都要重要领导批示，重要领导人批示，整个案件占多少比例？当然我们还要加强和改善信访工作，把它作为群众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一个能够替代过去的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机制的制度。

        过渡阶段出现的另一个新问题是，大量的社会的支持力量，像个人关系网，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孩子入托、上学、就业，甭管你在社会当中想解决什么生活上最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念头产生的是什么？那里有没有熟人，没有熟人得通过朋友关系找到那个熟人，认为这才是一个最便捷的、最直接的、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我们现有的制度化渠道。所以这样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情成本也很高。

        出现的积极变化是什么？全国出现社区组织第一次超过工作单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所以对社区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理解。社会在哪里？社区是干什么的？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前我们理解的社区都是些老太太老大爷，戴个红袖章，看看自行车，查查防盗门，顶多做些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现在人口流动性很大、很快，工作单位越来越不稳定，所以现在都在通过社区建立起新的工作平台，劳动保障、就业、民政、司法、税收、卫生防疫，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要了解社会怎么运转，了解各个部门的性质和要求。所以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党的领导的最后一部分开天辟地地写了一节，叫造就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是过去从来没提过的。用中组部领导的话说，我们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量培养经济建设人才一样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所以说，你要抓好这个社区，要吸引这些人才去工作，就要给予符合他工作贡献和他的工作水平的工资待遇。相当好的工资待遇才能吸引好的有能力的人去工作，而且要打通从社区干部到公务员的通道，从基层选拔有经验的干部进入公务员队伍。因为过去社区是自治组织，不属于干部级别，但是必须打通这个才能吸引一部分人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