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拉开的原因和国有企业改革当时采取的“抓大放小”有关系。抓大放小，就是说，国家把中小企业，县以下的企业全部通过改制放到竞争性市场，所以竞争性市场的竞争就更加激烈。竞争激烈以后，竞争性市场的工资增长就比较缓慢。因为竞争激烈了，赚钱不容易了，而垄断行业国家采取保护性政策，保护政策的意图是当时要准备加入WTO。因为加入以后，很多垄断领域要向国际开放，开放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国外来的这些经济大亨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些企业全部吃掉，所以要培养自己的竞争力，防止被人家吃掉。所以国家为此也采取了一些对他们优惠和保护的措施。比如像金融领域的六大资产处理公司，处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债务怎么处理？国家从银行里拨款几万个亿来消除这些不良债务。这样以来，等于银行的指标开始转好，然后我们国家又向它大量地注入资本金，使其达到上市的目标。一上市以后，由于中国经济的走好，所以市值不断地往上攀升，这样整个的经营状况就向好的方面转化。由于国有企业是不收利润的，所以很多新的利润转化成以后的发展基金，当然也有一部分开始转化成福利，所以他们的福利水平、工资水平增长的比一般竞争行业要快，拉开以后就带来和一般竞争企业的平衡问题。所以现在群众也有些议论。比如说，电力公司的抄表员、高速公路的收费员、银行里面的录入员，到底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是技术工作还是体力工作，工资超过了局长，超过了一个处长是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按要素分配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基本原则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在高层的，比如老总的工资。因为我们这些垄断行业都是副部级的单位，副部级的单位都是中组部安排老总。中组部安排干部当然带来工资问题，那边享受副部级的待遇，但是副部级在北京也就是在8000至1万块钱一个月，明天把你安排到垄断行业里面去，年薪也是一百多万到三四百万，差距就非常大了，这样就带来一些不平衡。

        还有一块不平衡就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公务员的工资我们也知道，过去是全国一盘棋的，现在军队里面还是保持这个体制。就是甭管你是师长，你是军长，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工资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当然困难地区还有困难地区的补贴。地方上，1994年以后由于实行分税制，工资和地方财政相挂钩，档案工资全国是一致的。但是档案工资并不说明问题，和实际工资不是一回事情，实际工资差距现在越拉越大，全国平均差三四倍，最高最低可能差十几倍。北京中央那边现在办了很多学习班，学习班都是同一个系统、同一个级别来自各省（市、区）的干部，本来是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等，办着办着都成了工资研讨班了。大家互相之间一问一比较，咱们干的一个活，怎么工资制度会差距这么大，心理上很难接受。因为这种差距确实用地区的物价、房价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来解释造成这种差距，现在只能说是财政上的差距。

        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个是全国性的工资性调整，但是现在很难解决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一个财政范围之内，现在国家的政策积极鼓励搞阳光工资。所谓阳光工资等于是在一个财政范围之内拉平同一个级别的干部的工资水平，不允许在工资水平之外再发放任何的奖金和激励。当然现在这个问题也是针对单位之间的工资差异。像天津，处级干部在天津市最低最高相差28倍，但是调整以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当然普遍地大幅度增加了，但是个别的一些重要的部门，高收入的部门还会下降一些。这样一来带来一个问题，区域之内稍微平衡了一点，但是区域之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北京前段时间搞了“3581”。所谓“3581”就是月收入科级干部3000、处级5000，局级8000，部级1万，但是最后的结果，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是“3579”，把领导层往下拉了一点。因为首先和中央机关的差距，你这个标准比中央机关高一些，高一些就引起了中央机关的不满。 再如：河北省在讨论的时候态度就非常激烈。河北省和北京市交界，北京的县长拿5000，河北省的大概拿1600块钱。就像邓小平同志说，收入分配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以后会出大问题。但是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才发现，发展起来以后要解决问题，不比没有发展容易。所以说收入分配确实是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也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正确地理解，不能说所有的收入差距都是分配不公，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完全混同起来。如果所有差距都是分配不公，我们还搞什么改革，改革不就是拉开差距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收入差距拉开和现在社会充满活力也是有关系的，整个教育收入提高都是促进了差距的拉开，但是这些拉开表示了我们现在的劳动收益更能反映劳动的贡献和其他要素的贡献。

        从整个分析中来看，整个收入差距中大概城乡差距可以解释40%，人力资本的差异可以解决20%，还有40%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弄清楚，这些原因里面包括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的速度加快、信息化造成的社会中间层的分化以及腐败和地下经济。但是这里面应当说群众的不满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腐败和金钱经济，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再一个方面，对收入分配制度的不认同。不认同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自己规定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造成的差异现在没有一个合理解释的理由，这样也造成一些不满意。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承认，分配上主要矛盾已经成为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不能说，今天还在说分配问题主要还是平均主义，还要拉开差距，肯定和整个当前形势不符合了，要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事实不断调整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必须看到，在调查中80%以上的群众都认为，现在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太公平、很不公平，大家对这个意见还是比较大的。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群关系。干群关系本来是老问题，但是它同时又是新问题。因为干群关系大概分三个阶段：战争年代的干群关系、计划经济时期的干群关系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群关系。不同阶段干群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理论上说，干群之间是血肉联系，雨水之情，是舟船关系等等，这种关系在战争年代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不是执政党，要依靠群众的支持，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视群众路线，当时来说是勿庸置疑的，我们说这是三大法宝之一。但是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每一个群体都有了自身的利益以后，怎么和群众之间保持这种关系，是新形势下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且现实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分布在一些地区、领域，干群关系出现了恶化的苗头。

        比如我们的问题调查：你认为改革开放中获益最多的群体是谁？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连续调查了十几年。过去的类似调查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群众怀疑最多的都是私营企业主排在最前面，这个当时符合我们常识性的判断。但是去年这个调查出来以后，结果我们非常吃惊，就是国家干部排在第一位。现在群众认为国家干部是在改革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一开始我们不理解，怎么能说干部是获益最多的呢？后来我们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召开座谈会，请各级干部、企业等方面来谈论，到底是什么原因群众有这种看法。后来大家说，两方面原因都有。一个方面，事实上、客观上来讲，由于这些年来市场竞争领域的激烈，对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干部里面待遇的稳定性成为提高干部经济社会地位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光是收入水平，干部的就业、医疗、养老这些基本保障在各个社会中比较稳定。但是大家说，可能更重要的不光是这个，还有，对腐败屡禁不止，影响干部形象。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很棘手。一方面国家也强调信息的公开化，腐败案件、大的案件都向社会上披露，但是披露以后确实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干部形象的损害。有的时候一个案件让群众很难理解。前年在黑龙江发生了韩桂芝案，就这一个案件牵扯出五个副省级的干部。这样群众里面会流传各式各样的想法，一个案件牵扯这么多人，没有牵扯的还没到时候。而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这个词我们多次用过。但是现在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从本质上解决。应当说从历史时期来讲，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确高度重视，已经把它提高到最高的程度强调了。我们已经公开地说，让腐败分子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思想上后悔莫及，还能怎么强调？关键从制度上怎么建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干部也会变成不好的干部。比如说，当我们问哪两个群体之间差异最大的时候，结果是“贫富之间”的差异大。当然这里面暗含了干群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基本关系中群众认为是贫富之间的差距最大。但是你问这些关系中哪两个群体之间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认为是干群之间。为什么干群之间会容易发生这种冲突？所以有时候有些体制表面上跟问题无关，实际是上关系到财政。财政体制从我们现在来看，中央好于省里，省里好于地市，地市好于县级，县级好于乡镇。全国乡镇一级2/3以上的负债，你看看哪个镇不欠三五百万，高的要欠一千多万。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问题，农业税取消以后，怎么给这些人每个月发工资？上面给的钱不够，就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想什么办法？就得设点名目，找各种理由去收一点。所以当一个基层的干部对老百姓不是给他提供服务，给他提供什么东西，而是从他那里要什么东西的话，干群关系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要重建基层、乡财政，要使下边的干部能够具有重要的财政的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重大制度，包括干部关于个人财政登记和申报制度，适不适合我们国家，能不能够进行，国际上一些反腐败的经验我们应该进行汲取。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我们问，我们把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包括教育、医疗、税收、司法、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等都放在一起，让群众看它的公平性。群众认为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教育和高考制度相对来说在各种制度中是相对公平的。后来我们开座谈会，群众不是反映教育上学难、上学贵吗，怎么还认为相对比较公平。说教育起码有一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底线。穷人的孩子考了高分也不能不让我上，教育的好处还是明码标价的，差一分就给他一万块钱。而有些领域该交多少钱，交给谁，还弄不清楚。我们看到，群众认为，相对来说不太公平的制度，第一位的是城乡之间的待遇，第二是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待遇，但是第三位还是干部提拔。我们现在是党管干部，如果在这种基本制度方面，不能建立合理的、公正的用人制度。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方面根本上有什么问题，但是十七大召开之前我们到一些地方调查，个别县甚至出现一个干部岗位是多少钱，可以在饭桌上明码标价，好象成为大家公开的秘密一样在谈论。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所以不能不认识到像这类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