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房里,收藏有一只破旧的帆布书包。它四四方方,宽度跟一本教科书差不多,由粗针大线缝制,斑驳的表面有铁锈、雨渍和泥痕,若仔细嗅一嗅,仿佛还飘溢着硝烟的味道。书包里面,放着一个素花布面的笔记本,其旧得也有些年头了,若掀开那一页页脆黄的纸,则会发现上面的字迹虽有点褪色,但其笔画圈点,依然清晰如昨。

　　它的主人是我的岳父。

　　1945年4月,不足二十岁的岳父在晋冀鲁豫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当通讯员。这个书包就是政治部主任白正戈同志发给他的。从那以后这只书包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身。

　　六十年后初秋的一个星期天,已经成为他女婿的我,携妻带子去看他,意外地发现了他当年的一张“军中照”。当时,我非常激动,借助自己喜爱舞文弄墨的优势,疾书了一篇随笔,投到了《中国老年报》社,不料第二天就收到了《中国老年报》周末版编辑的回复,他们要求我把岳父的照片一块寄去,拟定随文配发。我连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岳父,老人当时喜得像个小孩似的。又隔了一天,我有事要到外地出差,没想到刚下汽车,就接到了岳父的电话,说他整理杂物时,发现了这只当年用的旧书包。

　　我出差归来,“马不停蹄”地拉着妻子去了岳父那里。老人喜滋滋地走进卧室,一会儿就拿出了用塑料纸层层包裹着的这只旧书包。他一边打开,指给我们看,一边慢慢回想,诉说当年的故事。那神情,恍若是戴着红领巾,正给小学生讲红色革命史的校外辅导员……

　　岳父对我说,你把这书包拿走吧,作为素材,一定可以写出一篇比那张照片更精彩的文章。我喜忧交加,既为岳父的豪爽大度而暗自庆幸,同时也为自己浅薄的文字功底、恐难如老人所愿而渐生羞愧。

　　趁着夜色,我和妻子小心翼翼地将岳父的“礼物”带回了家。中间,我总想以此为题,尽快“回赠”给老人点什么,可一旦陷于俗务,那点由心灵深处擦拭出来的火花,迟迟未能“燃烧”起来。直到“七一”前夕,在老家开照相馆的三叔,那天进城来,我才油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办完。于是,我让三叔就地取材,用摄像镜头给这只旧书包进行定格,以期把岳父的书包和它所负荷的精神,放逐于我文字的河流之上,潺潺向前、向前……

　　值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再望桌面上那“历史的静物”,我突然心中一沉:1945年的旧书包,它该是一份多么宝贵的财富啊!我拥有了它,从此以后将永沐吉祥与恩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