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文

　　王大化(1919—1946),潍县(今潍城区)东关人。自幼爱好绘画、音乐和木刻艺术。1935年毕业于济南育英中学,后考入北平艺文中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冬奔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调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3年元旦,他和李波创作并演出《拥军花鼓》。此后,又与他人合作秧歌剧《兄妹开荒》。1945年任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执行导演。1946年12月19日,他在黑龙江采访途中不幸坠车遇难,年仅27岁。中共中央东北局授予王大化“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1943年春节刚过,一天清晨,陕北大地上的残雪还未消融,农民们已经三三两两地出现在地垄田头上开始忙农活,突然,一声高亢的“陕北调”在空中唱响:“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当时驻扎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员们纷纷从窑洞里走出来,一听这声音,就知道这是王大化在练嗓儿了。

　　“鲁艺”新来的年轻人

　　1939年冬天,一个高挑削瘦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当时青年人心中的圣地———延安,他还没来得及从肩头放下沉重的版面木刻工具箱,就像每一个初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跪在地上将一把泥土紧紧地捧在心口,他,就是20岁的王大化。

　　在组织的安排下,王大化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离开了封锁严密的重庆,呼吸着延安民主自由的空气,王大化生活得无忧无虑,夫人任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生产劳动之余,他教同学唱歌,自己画素描练速写,总是爱说爱笑,热情活泼。”1941年,王大化被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

　　1940～1942年期间,在延安的文艺青年中流行“演大戏”,即大力排演外国经典名剧和一批大后方著名剧作家的作品,但是这种风气很快得到了上至中央领导人下到普通农民的不满,任颖就曾回忆道:“延安一些大的戏剧专业团体,经常演出的是外国名剧和我国几幕几场的大戏,观众也只局限于干部和学员之间,我们的劳动群众与剧场(大礼堂)是无缘的,即使偶尔有这么一个看戏的机会,他们也不可能接受、理解《日出》中陈白露的生活方式和《雷雨》里繁漪的心理活动,更不能鉴赏果戈里《巡抚》中的钦差大臣、市长、女儿这一类角色的表演和创造。”当时还有老百姓这样调侃“鲁艺”的学生们:“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哭爹喊娘,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一马害怕(陕北话,什么也不懂的意思)。”

　　为了纠正这种没有形成合力、反而消耗革命活力的文化风气,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大家赶写小型剧本。毛泽东的讲话深深地触动了在座的王大化。

　　“三个小辫子也没有吓倒他”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迅速开展了“文化下乡”活动,王大化也马上和鲁艺师生一道,开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从此,王大化遂以全身心投入到新秧歌运动中去。

　　当时也正是党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南泥湾已经在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开发下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并催生了一大批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1943年元旦,王大化参加了“鲁艺”组织的秧歌队,与李波第一次演出了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他放下了老师的架子,头上扎起三支冲天小辫,脸上画了个白眼圈,手里拿着一个小锣,穿了身从老乡借来的行头,大胆地扭了起来,唱了起来:“正月里来是新年,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这曲悠扬的花鼓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都记住了这个能唱能扭能写能画的“文艺青年”,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作曲家吕骥曾回忆到:“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次演出,他(王大化)在表演实践中勇敢地抛弃了旧有的传统,勇敢地向民间学习,没有丝毫的犹疑与质疑,三个小辫子也没有吓倒他。”

　　“走,看王大化去”

　　继《拥军花鼓》演出后,王大化与同事们又将当时的劳动模范———马杏儿父女勤劳致富的典型事迹进行了重新改编,王大化与李波、路由等编剧,安波作曲,为了增加喜剧效果,他们把父女开荒改为“兄妹开荒”,汲取陕北民歌的营养,创作了悠扬欢快的曲调。

　　1943年2月5日,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人山人海,各界军民两万多人在这里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也兴致勃勃地和群众坐在一起观看演出。演出开始了,随着音乐的节奏,王大化头扎羊肚儿白毛巾,肩扛镢头,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轻松愉快地踏着秧歌舞步走上场来,把李波扮演的前来送饭的“妹妹”逗乐。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朱德都被逗乐了。

　　一次《兄妹开荒》在联防司令部演出,当贺龙同志看到王大化扮演的哥哥,在吃饭前把大头鞋先抖抖土才穿上,神似陕北农民的动作时,他特别高兴,一个劲儿地鼓掌。1943年夏天,王大化随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演出,当剧中兄妹拿起锄头和挑饭的扁担,要开展劳动竞赛,并唱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时,全场顿时沸腾起来,演员与台下观众一起唱起,并挥动着真的镢头开起荒来。

　　就是这个小戏,很快唱红了边区和各解放区,唱红了新中国,几乎变成口头曲,成为划时代的作品。1944年冬,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王大化被一致推选为甲等文教英雄。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张庚在《悼念王大化》一文中写道:“1943年以后到达延安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大化的,那时正是闹秧歌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那时延安老百姓跟着秧歌队看王大化,像现在“追星族”一样,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老百姓中间的明星,甚至产生了“明星效应”,当时的延安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和王大化牌香皂,当时的农民们去看秧歌时,不说“看秧歌”,直接就说:“走,看王大化去!”从此,《兄妹开荒》成了“鲁艺”的看家曲目,继王大化、李波之后,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演员于蓝、王昆、陈强等人也都在全国各地演出过《兄妹开荒》。后来于蓝回忆道:“老百姓就喜欢秧歌,我们学着带着辣椒当耳环,抹着一脸小丑,就这样演出,就这样唱得新词,老百姓也是很欢迎。”

　　“你们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新秧歌的最初成功,证明经过改造的秧歌能够很好地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并且为工农兵所欢迎。趁着这股创作的浪潮,王大化继续创作和演出了《赵富贵自新》、《张丕模锄奸》和《二流子变英雄》等秧歌剧。除“鲁艺”以外,其他专业文艺团体也很快开始编写新秧歌剧。一些机关、学校纷纷组织业余的秧歌队。新秧歌的出现,激发了工农兵群众的创作热情,吸引他们积极投入新秧歌的编写和演出。

　　1944年冬到1945年夏天,迎接即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王大化更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中去。在“鲁艺”院长周扬的带领下,贺敬之、丁毅、王大化等开始逐字逐句地反复进行琢磨和推敲。在《白毛女》音乐创作上,大化又与马可、张鲁、瞿维等深入研究和探讨,与演员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进行排练工作。大化还要利用排练空隙时间,和舞台设计许珂研究讨论如何在延安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制作出地主黄世仁家中富丽堂皇的布景、道具、服装,以及为了缩短演出时间采用二道幕等问题。经过这样酝酿和准备,终于形成了1944年新秧歌演出的高潮。歌剧《白毛女》似一股旋风席卷了陕北,及至整个解放区,最终几乎演遍全中国。

　　1945年5月初,修改后的《白毛女》在中央党校会堂为全体“七大”代表演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都去观看,会堂内挤得甚满,连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都被挤在门口站着看。演出非常成功,获得了阵阵掌声,周恩来握着王大化的手说:“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很感人,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了。”

　　1946年底,年仅27岁的王大化在黑龙江采访途中不幸坠车遇难,吕骥在悼文中沉痛中写道:“这是继(冼)星海逝世以后,艺术界的又一重大损失,无法补偿的损失!”王大化像春天的风一样,将他最精彩年华奉献给了喜欢他的人民,他匆匆而去,却把花朵的清香和秧歌的嘹亮留了下来,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