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建强

简介

　　田耕,原名王行仁,生于1920年1月,寿光市田柳镇王高村人。1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需要,改名“田耕”。入伍一年就荣立二等战功,1954年起先后任肖华秘书、总政秘书处长、军事博物馆副馆长,1957年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65年转业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党总支书记,1972年调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2月离休。

　　在为采访田耕做准备的时候,才得知他老人家因身体原因住院多时。在田耕大女儿田路一公司的办公室里,记者聆听了她对父亲的讲述,也一步步地走入了老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我父亲一直很关注家乡、很想念家乡,他知道寿光成了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知道潍坊是文明世界的风筝都,他也一直想回去走走看看,只是身体条件不允许了。我们做晚辈的都知道,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说这些话的时候,田路一眼睛里有泪珠在滚动。

　　记者要去医院看望老人,可是被田路一拒绝了:“父亲这一辈子最不想麻烦别人,别人去看望他会不高兴的。再说,你是家乡过来的记者,父亲要是知道了还不知激动到啥程度!”

　　隐姓埋名积极带头参军

　　田耕本姓王,原名王行仁,因革命需要隐姓埋名,更名为现名田耕。1920年1月,田耕出生于寿光市田柳镇王高村,中学毕业后在家里务农。1939年秋天,抗日战争已爆发两年有余,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境内横行霸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群众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时,田耕已是一个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非常向往参加抗日队伍,在当地一名革命人士的介绍下,他悄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同时也为了保护革命,组织上要求他隐姓埋名,这个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农村青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田耕”。

　　参加革命后,他先在博兴县教育科任职,后秘密转移至辛店、广北等地。1945年初,抗战进入尾声,山东地区开始抗日大反攻,军队需要扩充,当时有很多人滋生了抗战就要结束、赶快回家过小日子的思想,都不愿继续参军。田耕当时担任广北县政府民政科科长,他放弃了相对舒适的机关生活,不仅自己入伍,还动员了一批年轻人走进军营,此事在广北传为美谈。其中有一位叫刘梅村的进步青年,在田耕带动下参了军,随部队从山东一直打到海南,最后成了闻名全国的一级战斗英雄。

　　到部队后,凭借自己的睿智果敢和胆识,田耕连续升任副营长、团政治处主任、渤海军区政治部教育科长、报社社长,先后参加过解放田柳庄、寿光、德州、济阳的战役；1950年,他担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先后任肖华秘书、总政总干办公室主任、总政秘书处长,后来调到军事博物馆任副馆长；1965年,田耕从部队转业,在国务院秘书厅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其间在1969年下放国务院“五七”干校劳动。

　　“半路出家”转行文博事业

　　1972年,田耕遵从党中央安排,从国务院调任故宫博物院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时值“文革”后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虽有所好转,但大多单位都不敢重用知识分子,故宫的情况也是一样,不被重视的文物专家分散在各个非研究部门,甚至有些人还在做着最普通、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这对开展学术研究和对保护专家极为不利。

　　1973年,田耕主持组建成立了故宫研究室,将故宫各个学科的专家全部集中在一起,研究专业涵盖了玉器、陶瓷、书画、宫廷史等各个文物领域,其中就包括被当今文物界称为“国宝”的朱家晋先生。田耕不仅在工作上支持专家,还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当时还是故宫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其家属在农村生活,家庭状况十分困难。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田耕通过组织协调解决了刘炳森家属及子女的户口问题,还积极协助他们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为了帮助刘炳森在北京安家,他还带头发动全院干部职工捐款。

　　现在的故宫研究室,仍然是故宫学术研究的最权威机构。在故宫工作的近十年间,田耕不管工作多忙,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围着故宫转一圈,从午门走到神武门,要走五里多路,各个部门他都要过问一下。有人说他太认真,他却总是开玩笑说:“我是既工作又健身啊!”

　　一生坦荡做人严于律己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坦荡做人,实事求是”,是田耕一生秉持的原则。

　　在调任故宫任副院长期间,单位配有专车接送上下班,但他却和爱人一起挤公交车上下班。后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表态:“如果田耕同志不坐车,我也不坐了。”如此,田耕才放弃了乘坐公交车。当时,田耕的爱人在北京图书馆上班,这是从他家到故宫的必经之地,专车在接送田耕时一起捎着其爱人正好顺路,司机建议一起捎上她,田耕却坚定地说:“这是单位派给我的公车,绝对不能私用!”在田耕故宫工作的10年间,其爱人周犁一直是乘坐公交车上下班。

　　“文革”期间肖华受到冲击,一些人来找田耕,希望他能提供“有用”的材料,并且威胁他“只要交待了肖华的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你的问题”。身处这种环境,田耕仍然以坦荡的胸怀独自顶住压力,没有屈服于某种势力,坚持不做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他义正词严地对这帮人说,肖华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是能够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就是这种正直坦荡的性格,田耕硬是把闹事的人“威”走了。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田耕也交下了很多朋友,山东老乡任继愈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任继愈是山东平原人,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975年,两人在医院治病时相识,相似的性格、相同的爱好以及同乡经历,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就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并由此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任老去世,每逢节假日,两家人都会互相看望。田路一说,父亲和任老的友谊,完全是两个老知识分子在互相欣赏对方人品的基础上建立的。

　　不管在哪工作,田耕都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在他离休后的若干年里,故宫的一些老人谈起“田院长”,都充满了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七次申请离休主动让贤

　　1975年,由于在工作中过度操劳,又加上战争年代里留下的旧伤,田耕患上了较严重的眼病,视力受到很大影响,但他仍坚持工作在工作一线。

　　1981年,党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动员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田耕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最早响应党的号召向文化部提出离休申请,主动给年轻人让位。当时,因为上级组织考虑到田耕是一位爱护文物、关心专家的好领导,有意让他继续留任副院长一职。看到其他的领导班子成员陆续退下,一批有魄力、有学历的年轻人也逐渐成长起来,同时加之自己的身体原因,他坚持要求自己退出一线。在连续给文化部写了七次离休申请后,终于得到批准。

　　热爱祖国文博事业的田耕,把接力棒传给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田路一,现在是北京故宫宫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二女儿田露汶在“明清档案馆”任编辑,她们都没有离开故宫,都没有离开祖国的文博事业。大女儿的公司以“故宫专造”品牌为龙头,依托故宫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研究制作精美皇家特色艺术品,生产的国宾礼品赠送给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总理普京等各国元首,向世界人民传播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田路一告诉记者,从小爸爸就喜欢给姊妹俩讲他过去在战争中的故事,讲老家村头的王高塔和老槐树。离休后,喜爱看书的他除了爱看《故宫博物院院刊》,就是喜欢搜索老家潍坊的新闻,他知道寿光成了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知道寿光每年都办菜博会,更知道潍坊的风筝节,也一直想回去走走看看,只是身体条件不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