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二十五史《梁书》篇,笔者深深被南朝梁政治家、一代宗臣徐勉“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的语句所感动。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古代官吏皆贪财的生动写照。其实,古代的贪官虽说比比皆是,但廉吏也是不乏其人的。徐勉就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这些话绝非溢美之词。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辎和軿都是古代的车名,此处用意为家产)；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古往今来,多数父母遗留给子女的往往是多多益善的物质财富,这种父母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滋长依赖心理,从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勇气和能力,坐吃山空,因而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徐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要以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是有所启示的。

　　为官者应该给子女留下什么,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反映了当官者不同的思想品质和思想境界。封建社会的一些正直为官者尚能这样对待子女,今天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处理好遗产的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曾对女儿朱敏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遗物,只有读过的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朱老总节衣缩食,积攒了近两万元的存款。他明确交代过,这笔钱不是为后代准备的,而是用它来交最后的一次党费。后来,他女儿深情地回忆道:“父亲留给我的财富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丰厚的,它让我生活充实、让我心地纯净、让我拥有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是教育子女如何立志成才,自立、自强,而是子女有所求父母有所依。就在这种畸形的子女亲情的牵挂下,有的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为子女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为了袒护犯罪的儿女,多方包庇,最后自己也锒铛入狱。两相对比,天上地下。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徐勉以德教子,说到底他爱的仅是自己的子孙,维护的是自家的声誉。作为当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更是要常常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是为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做到慎始慎终,讲亲情更要讲党性,当“清白”的官,干“清白”的事,做“清白”的人,为后人留下一份“清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