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走的那一天起,这个家就完全是兄弟们的了。几年来,只有二哥从青岛回来的那次,我们兄弟一起过的年,这几年都是和妻女单独过的。丁亥年除夕,我们第一次来到岳父家过年,看着岳父岳母忙年的样子,不由地想起与父母度过的那些新年来。

　　我们家的年从腊八开始,母亲便驱赶着懒虫们洒扫庭院,粉刷房屋,自己则将锅清洗干净,倒上调好的油料,把买来的猪头放进去,文火熬了,煮熟后的肉香便弥满了整座庭院。父亲会将猪蹄儿、胡萝卜、绿豆、花生之类的食料,下锅熬成一盆盆香腻的汤肉,置于阴冷处,结为肉冻。这个时候,生了馋虫的我们便会伸手拽出一块红烧猪脸,舀出点肉冻,美美地撮上几口,打打牙祭。

　　年三十,早早起来贴对子,包饺子,摆供桌,烧纸钱,祭先祖。直到天擦黑,开始享受除夕的快乐。除夕夜分一更酒、三更鞭、五更饺三道程序。喝罢一更酒,吃完年夜饭,大家守着火炉子看春晚直播。兴致所至,哥仨便一起来到东厢房,守着一台燕舞牌收录机大展歌喉,这是我们自己的保留节目,是兄弟们最幸福的事了。因二哥在青岛,不常回家,我和大哥都很忙,又极少团聚。而兄弟们都是当年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大哥是进行曲的拿手,曾连年在县委礼堂春节演唱会上获奖；二哥是抒情曲的大家,曾跟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江涛一起走穴青岛的大大小小演艺场所,颇具专业水准,一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能把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豪迈抒发得地动山摇；而我呢,天生一个特怀旧的主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和沧桑都能从我的嗓音里找到出处,从《我的中国心》,到《故乡的云》,把整个县城都唱傻了。不过,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歌声唱罢,时近午夜,开始点三更鞭。那时的鞭炮特响特脆,常常是侄儿用竹竿挑着鞭炮,我点燃引信,老父母和哥嫂们就站在灶门前看着,享受鞭炮声里的快乐和除旧布新的新鲜感。有时手一哆嗦,鞭炮会炸响在掌心里,掌心立即像烤糊了一般。哥嫂们便隔着灶门玻璃哈哈大笑,舞之蹈之,全没了手足情。五更,母亲便准时招呼大家下饺子吃,“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吃完饺子就等于告别旧岁,全家人“普调一级”。然后和衣而卧,小憩一会儿。天微明,大家便换上簇新的衣裳,由哥嫂带队外出拜年了。

　　记得那一年我刚从北海舰队服役回来,一身蔚蓝色的呢料装束,足蹬高腰皮靴,拜年时,叔叔阿姨们都夸我长出息了。多少年以后确认,有一位“县花”级的女孩曾暗慕过我,不幸的是自己竟然浑然不觉。倘若知道她老人家这么赏脸,凭这一身铁打的功夫,恐怕早纳她为另一半了。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现在想起来,可惜了当年那身功夫。

　　初一的饭,可以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处处过年处处家,自己家的迎来送往便由父母操持了。直到初二晚上送年,大家才陆陆续续回来。这时,侄儿的手里捏着一张张大团结,那是长辈们给的压岁钱,当然老父母肯定会赊出一些给别人家的孩子,礼尚往来,图个喜庆,图个和睦。女人们把灶火捅得旺旺的,饺子下得香香的,我和侄儿再次点燃引信,捂了耳朵看一长串鞭炮在庭院里开花,炸响,笑声弥漫了整个庭院,辞旧迎新的民族文化便在这满世界的笑声里传承下来。

　　过年概念的完整,当须延展到正月十五,白天跑龙船、踩高跷、敲锣打鼓,晚上看龙灯、闹元宵。这种传统习俗,在高密这块承载了两千多年文化积蕴的土地上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戊子年,就是去年的正月十五晚上,我无意间跟在市委领导后面走上街头,看着他们与百姓们一起载歌载舞,那种与民同乐的真情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人们不约而同地拥上街头,赏龙灯,吃糖葫芦。男男女女,红花绿袄,摩肩接踵,女人也不怕与男人扛膀子了。大家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全身心地体味人类的精神释放和生命感动。浩浩荡荡的人群涌动在一条曾号称“胶东第一街”的人民大街上,把新年的意蕴推向了极致。

　　蓦然回首,身边的年轮又添了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