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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保障人权的哲学思考

来源:潍坊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0-11-19 15:04:51

  中文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下,能否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当是检验一个国家人权状况最重要的标志。从哲学角度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民族精神滋养下的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决定了中国人权自始至终受到高度重视和切实有力的保障,中国以知行合一的哲学性表达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有担当、有作为的世界人权大国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新冠肺炎;中国人权;人民为中心;制度优势;知行合一

  英文摘要

  Summary:Under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whether the people's right to life and health can be protected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hinking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under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eople-centered ruling philosophy, th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oncentrate its efforts on major affairs, and the strong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nourish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 determine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 has been highly valued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d from beginning to end. With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China has shown the world the image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and effective human rights power in the world.

  Keywords: new crown pneumonia; human rights in China; people-centered; system advantages;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人权的世界语境和话语语境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指出“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现在已波及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70多亿人口,夺走了30余万人的宝贵生命。”“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2020年以来,一场名为新冠肺炎的疫情,袭卷世界,并相继在众多国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其病毒的诡异性、传播的快速性、冲击的巨大性,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病毒和疫病面前,不会因为种族、肤色、语言、文化、历史、国别、经济、政治等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同病魔较量,与疾病斗争,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不同的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从这些差异性的表现上也能展现出或者观察出包括人权状况在内的反应国际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各项指标。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P146)人权,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多维度交织作用的结果,也会因国界、地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发展程度等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人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认为人权的核心的要义,就是对作为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57)人是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人从出生到去世都不可能摆脱社会的影响,即人始终在社会中与社会相互作用并始终发生关系,人作为社会人在社会中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以及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相应获得和提高的权利和自由,都作为人权的内涵,而应该受到重视和保障。

  中美人权问题是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美国向来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每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妄加干涉,甚至大肆抹黑、歪曲。但对其本国的人权缺陷和弊病,却始终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纵然一味赞美自己,指责中国,也无法掩盖其本国糟糕的人权状况,也无法遮蔽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光辉。“西方国家认为个人的政治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而我国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3](P117)如果生存得不到保障,生命得不到确证,享受政治权利的个体都无法存在,个人的政治权利又从何谈起,这在逻辑上是显然站不住脚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最重要的人权问题就是生存权的问题,就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问题,就是积极有效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及时科学的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降低感染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切实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问题。

  二、中国以客观条件和实际成效用“行”来诠释人权保障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决定了中国人权始终而且必然受到高度重视和全面保障。没有思想的身躯如同枯木,没有方向的前行,也只能是机械的运动。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也决定了这个政党的执政方向和在这个方向上的执政力度。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中产生又通过实践被证明了的认识是正确的认识,是真理,它将进一步指导和推动实践更好地发展,对实践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诞生,又在这一个伟大实践进程中被证明了的真理,指导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高于天,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价值判断是人民至上,做出的价值选择是为人民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全体党员干部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导向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谋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干部的共识,也是他们工作的始终不变的导向。当一种价值观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被深深地确立起来,又在社会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得以更加升华和坚定,并且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凝聚起更加广泛的共识,这个时候,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一切工作和行为,都会深深得打上这个价值观的烙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中心!2020年元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时间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做出了武汉封城,取消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启建医院,疫病科研攻关,调度物资保障,全国上下搞好隔离防控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广大党员干部冲在抗疫第一线,为人民站好岗、放好哨,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人数,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死亡人数,切实保障了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4)“国家产生是以个人组成人民的集合性存在为现实基础,所以,国家要维护两种基本权利:一是作为个人存在所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以自由发展为核心;二是由个人组成人民的集合性存在所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以公平正义为核心。”[5](P27)而作为个人存在所拥有的权利。以生命权和健康权为基础是实现拥有自由发展这一核心之下其他权利的逻辑起点和题中之义。因此国家保障人权的基础必须而且首先是维护个人生命的存在及其身体处于健康状态,新冠肺炎疫情下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更是保障人权的真实写照。“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继承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 (P1031)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真实而深刻地维护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这一历史主体区别于西方某些哲学家观念上的主体,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有思想的个体而组成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着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国过去的历史,正在创造着的历史,和未来将要被创造的历史,都是由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所包含的价值逻辑和历史逻辑之下,充分保障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这一理念的题中之义和全面保障的始终点。

  (二)、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时代大考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持续高水平保障人权的不竭力量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认为,评价一种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并非像西方一些国家口中的自赞毁他、排斥异己,而是要看这种制度是否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向前推进。而一种好的制度,一定是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一定是在遭遇不确定性事件冲击的时候,愈加显示出强大的应对力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2020年农历春节到来之际,骤然而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对一种陌生而奇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坚持全国一盘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应对。按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及时上报疫情的传染病防治三大原则,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基层村委会,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守其土,做到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自上而下,政令畅通。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指挥调度,科学精准研判形势,审时度势,决策施策。本着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则,秉着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担当负责态度,各级党委政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完成好,职责履行好。整个国家机器能够如此快速高效、安全稳定的运转,归根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中国社会崇尚整体利益的集体价值观,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不仅克服了西方极端偏私的个人价值观的局限,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共权力集中调配资源的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7](P20)毛泽东同志曾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8](P762)民主能保证集中起来的力量用于办好的大事,集中能保证好的意见想法和决策落实办成大的好事,既不是纯民主,也不是纯集中,而是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示出中国制度的独特而显著的优越性。中国制度在其组织形式上,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思想上,心往一处想,具有统一的认同感和共识心;政治上,劲儿往一处使,统一步调,协调一致,服从全局战略部署。中国制度就像一张巨大而缜密的全方位的防护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保护在其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遭遇到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时,会显示出强大的中国力量。关于中国力量是什么,总的来说,可以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细分开来,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归纳出“十力”。第一,在中国制度引领下。无论发生何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事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会迅速作出反应,展现出果断的行动力。第二,中国制度覆盖中国的每个角落,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统筹全局的组织力。第三,中国制度设计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对制度的信任是他们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国一体,所以具有深切的号召力。第四,中国制度设计,布局合理,科学统一,整体和部分之间,相得益彰,相互支持,具有解决困难、补足短板的协调力。第五,中国制度来源于中国人民的社会历史实践,又经过社会历史实践的淬炼和打磨,是扎根中华大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制度安排,具有广泛的号召力。第六,中国制度坚持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具有深厚的凝聚力。第七,中国制度能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维系和促进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确保国家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具有根本的保障力。第八,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始终伴随着真理和谬误的斗争,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自身之间的斗争。中国制度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人类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实践,具有不竭的战斗力。第九,中国制度凝聚着人类历史和文明向前进步发展的精华之力,是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制度保证,因此具有磅礴的前进力。第十,中国制度深深扎根华夏大地,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历经时代和实践的考验而历久弥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抵御风险,克服困难,实现发展和胜利的旺盛的生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本身迸发及通过制度带动和引发的各种力量汇聚、融合,展现出中国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了万众一心、群防群控的磅礴之力,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同时也展现了高度负责保障人权的世界人权大国形象。

  (三)、中华民族精神滋养下的强大社会治理能力

  中华民族精神滋养下的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是新冠肺炎疫情中,切实保障人权的现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精神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素来就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人溺己溺,人饥己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优良传统和高尚品格。中华文化维系中华文明几千年而绵延不绝,其影响渗透在中国人民衣食住行,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等各个方面,小到个人的私事,大到国家的国事,都在有形无形当中,接受着民族精神的滋养和激励。当代社会,信息化程度逐渐加深,社会结构和交往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面临赤字。中国处在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也面临着很多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任务,但与同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求真务实地探索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和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永远保持先进的精神风貌;中国人民传承着华夏祖先的优秀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接受着中华民族家国天下,崇尚和平,国泰民安,天下大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民族精神的滋养,两者相结合的结果。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也是持久、浓厚、深远的。顶层设计下的治理体系,在制度的科学运行下,会显示出强大的治理能力,但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转和高质量成效的实现,参与社会治理运行、实施和作用的每个个体,因为受到民族精神的滋养而表现出的高质量配合和创新性辅助,对于最终实现的完美的成效也是很关键的。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新型诡异的病毒,以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在中华大地上传播着,面对着这一十分罕见的疫病灾难,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民族精神的激励和滋养下,本着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饱满正向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做好应对病毒蔓延造成的可能会出现的社会层面上的混乱问题的各种准备。在某种社会治理体系下,采取某些治理方式,达到一定的治理效果,这是一种他律;中国人民在民族精神的滋养下,内心主动趋向他律的道德动力产生出一种强大的自律,这种自律能推动他律,他律又助推自律,形成一种社会治理的内外生动力的良性互动循环。中国,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中国人民的其他各项权利,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恢复生活工作的正常轨道。整个社会状态,由平常状态进入战时状态,再由战时状态恢复为正常状态,安定平稳的衔接,有序安全的过渡,显示出高水平的可治理性,这是体系力和文化精神力的有机完美融合的结果。“可治理性主要与两大关系有关,或者说受制于这两种关系。一是社会需求与政府行动能力之间的关系……二是越来越多元、复杂、流变的人类社会与人类有限理性和能力的关系: 治理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它为我们人类认知和理解能力存在局限的前提下提供了应对多元、复杂和流变世界的方式方法,在我们有限理性背景下提供进行选择的架构或套路,但这种应对同样是有限度的。”[9](P59)当某一种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来临时,现有的治理体系能否经得住其冲击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我认为体系力抵御冲击能力的强弱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是否实事求是,以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是否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满足这两个因素的治理体系架构对冲击的承受力最强。中国的治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党和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主体,其服务的对象是全体人民,而治理的对象比人民的范畴要大一些,但是治理主体和绝大部分的治理对象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治理原则和治理的评价标准也是符合历史前进逻辑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因此中国的治理体系架构作为治理格局的硬件设施是强大有力的。但人类理性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保证在突发性冲击到来时体系架构的各环节各方面完全精准对应,当这种情况可能会产成某些治理失灵,造成某些灾害时,民族精神却能以一种潜在的特殊的方式形成某种特殊的治理动员和宣传教育机制,凝聚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趋善性的主动参与治理与接受治理的善治力。

  三、知行合一的哲学性表达

  知行合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切实保障人权的中国名片的哲学性表达。中国古代大哲学家王阳明认为,心本具一切的理,知是心的本体,此谓人人本具的良知,只要良知没有受到私欲或者物欲的蒙蔽,这种良知就能贯彻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上,通过行为行动表现出来,外化为行,此为致良知。阳明先生在《书朱守谐卷》中说到:“知犹水也, 人心之无不知, 犹水之无不就下也, 决而行之, 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 谓知之。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上个别国家忽视人权保障,把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置于次要位置,疫情愈演愈烈,人民的生存权受到极大威胁,但依然宣称是高度保障人权的国家,阻碍其致良知的原因正是政治私欲,这也是其人权问题双重标准的症结所在。新冠肺炎发生以后,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指示,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可以叫做国家层面的知。综合运用、调配各种资源和力量,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从原则理念、指挥部署,到各方面协同合力、奋战一线,最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切实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是国家层面上的致良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率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以中国行动、中国担当、中国作为、中国精神、中国理念,向世界展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下重视和保障人权的知行合一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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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左晓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评价研究[J].社会科学,2016(4):59.

  附:作者本人简介

  吕超,1994年出生,男,籍贯山东临朐,单位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2019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