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的烟叶经过烟农初次熏烤,再润湿分级、扎捆,售予大英烟公司。鉴于收购的烟叶潮湿,不利久存,大英烟公司决定在二十里堡建立烤烟厂,进行复烤烘干。按北洋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之外买地。他们想出一招,借用买办张桂棠名义购地,再行“租用”建厂,瞒天过海,糊弄中国官府。

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运煤至烤房的情景(立体绘景)。

1918年,天津《益世报》相关报道。

　　收购烟叶诸事靠中间人打理

　　田俊川一方面承包了大英烟公司的试验农场,并帮助大英烟公司推广种植美种烟,另一方面作为大英烟公司的买办——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在烟叶收获期负责收购烟叶。

　　田俊川的“同益和”号,便成了他从事烟叶收购业务的办公室,称为华人账房,或中国账房。

　　最初,布洛克与张桂棠商议,将田俊川聘为大英烟公司的职员,但田俊川没有答应。在生意场上混了多年的田俊川,自有他的小算盘:如果成为公司职员,要受到公司的约束,不如与公司订立协约,自己单独干。

　　田俊川算了一笔账,他的佣金按照收购烟叶总额1％计算,不仅能够养住200名左右华人账房的职员,而且获利远远超过“同益和”利润的几倍、十几倍。

　　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在一份调查中写道:“因为他能从佣金中提出必要的经费进行各种活动,当然可以不必再向公司方面要求支付任何额外薪金。倘使他再拿公司方面的薪金,他本身就变成被雇用者,因而也就不能作自由的活动,同时他对一向经营的同益和字号那样的工作也就难以兼顾。因此他始终没有接受英美烟公司的薪金。”

　　布洛克他们这些外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并不直接与烟农打交道,仅仅是在收烟时负责验烟、评级,其他一切事宜均通过中国人来办。日本方面的调查记道:“当收买所新设之际,华账房当时曾与官厅当局办理交涉,如土地房屋等租赁手续等等一切事务工作,都是用华账房的名义(田氏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华账房对于烘焙室的建造,也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烟农的指导及斡旋等方面,也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当栽培美种烟叶之际,是华账房说服了农民,使农民了解栽培美种烟叶的好处。”

　　田俊川的能量极大,甚至连大英烟公司的中国籍职员,也是他参加意见介绍来的。田俊川虽然不是大英烟公司的职员,但他“对于他所推荐的人选负责保证,并对英美烟公司提出保证书”。

　　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大英烟公司的烟叶收购组织与其他烟叶商比较,华人账房的“业务权限”有较大差别。其他烟叶商的华人账房,大部分只是在烟叶收购期间,根据临时合同从事烟叶收购工作,“快到开始收购烟叶的时候,各公司均利用做经理的人。经理派人赴各自有关系的公司,并设立办事处,在公司和烟农的中间,从事斡旋工作,兼负现金保管和支付的责任。”收购期结束,便撤摊子走人。大英烟公司的华人账房不然,即使过了烟叶收购期,田俊川也照样与公司联系,而且不仅履行烟叶收购之职,简直成了公司在潍县地区的“全权代表”。当然,田俊川的“超额付出”,换回的是“超额回报”——财源滚滚而来,昔日的小店主将很快变身大财主。

　　借张桂棠之名购地建厂烤烟

　　随着美种烟种植规模的扩大,原先在坊子附近所建的复烤烘房已经不敷使用。“烟叶在运往我们在青岛、天津或沈阳的工厂去制造卷烟之前,需经过拣选、烤干和打包,因为从农民那儿收来的烟叶是潮湿的,不能运输,必需烤干以防腐烂。”10多年后,颐中烟草公司在给南京英国总领事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要再从日本人手中租借房屋或土地,已经没有可能；从租界之外获得土地,困难同样不小。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之外买地。刚刚接替布洛克在这里负责的惠特克一时无策。

　　从购地、建房,到安装机器设备、投入使用,至少需要半年；1917年秋烟叶收获期到时,复烤厂必须建成。此时,潍县政局乱象未解。惠特克向大英烟公司申请,先把土地买下再说。

　　1916年5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高擎讨袁旗帜,进驻潍县城,潍县“二张”——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潍县知县张汝钧,率部属撤离,在城北临时驻扎,张汝钧不久去职。到年底,城内换了三个军务知事:邓宝麟、左汝霖、刘曾撰,城外又换了两个代理知事:范燮荣、陆荣棨。6月初,被迫取消帝制的袁世凯病亡,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从秋到冬,东北军一直在与北洋政府交涉军队编遣问题。12月底,东北军各部开始撤离潍县,哗变、抢劫之事频发。虽然城内城外有两个县政府,但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

　　惠特克将购地一事交给张桂棠办理,张桂棠找到田俊川,两人选定了二十里堡车站东侧的一片地。惠特克让张桂棠从农民手里买下土地,3月动工,8月竣工,1917年投产,定名“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该厂拥有复烤机2部、锅炉5台、发电机1部、人力打包机6台、汽力打包机1台。另建有收烟场1处、大型存烟仓库3幢、办公室和宿舍2座。大英烟公司在坊子附近的办公处全部迁来,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正式成立,惠特克任分部主任。

　　1917年春,潍县代理知事陆荣棨率县政府回迁城内,“代理”二字取消。6月22日,潍县知事又换了王梦松。陆荣棨亦或是王梦松,发现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大兴土木,派人调查。

　　惠特克与张桂棠等商量,想出一个敷衍的办法,得到大英烟公司的批准。大英烟公司购买建厂用的32.29亩地,所有地契受买人均写张桂棠的名字,应付政府查验。7月16日,张桂棠给大英烟公司写了一个声明书,内部存档备查:“张桂棠在这里承认并宣称,用我的名义在二十里堡购置的土地,是用大英烟公司提供给我的钱购买的。我受上述公司委托持有这一块地,我将按照该公司任何时候指示的方式,来转让这块地或作另外的安排。”证明人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I．G．里迪克和Y．T．戴。

　　从1917年6月下旬到1918年1月中旬,王梦松潍县知事的座椅仅仅坐了半年多。其间,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竣工并投产。

　　烟叶大获丰收公司压价收购

　　1917年,潍县南部烟区大获丰收,大英烟公司、买办田俊川、张桂棠各取所获,赚了个盆满钵满,烟农获利也不少。

　　眼见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发了财,附近农民纷纷弃粮种烟,跟风而上。1918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烟叶产量多了,大英烟公司压价收购,引起烟农的强烈不满。

　　1918年11月7日,上海《申报》、天津《益世报》同时刊发题为《潍县烟叶之发达》的报道:“山东潍县去年烟叶大获丰收,故今秋业此者极众。讵料出产过多,而英美烟公司廉价收买,农人大失所望。闻有无知者聚众会议,欲谋对待方法。经袁知事访悉,诚恐别滋事端,特于前月出示严禁,并许与公司张买办交涉,饬其秉公收买,不得任意抑价,致为伤农民血本云云。查今秋潍县各属共有烤屋(即熏烟叶屋)七千余家,出产约四十万担,计价值在一千万元以上。虽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厂坊子,与之对垒,闻说收买只能在四分之一。似此,英美公司焉得不抑价耶。警告中国实业家,趁此烟草竞争时代,若能发起多数烟草公司,俾得挽回利权,不独农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请速图之。”

　　这时,国内唯一敢与外国烟草公司叫板的民族企业,是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称南洋公司)。南洋公司1917年进入潍县,在坊子设点收烟,试图与大英烟公司争夺烟叶市场。1918年秋,已经是南洋公司试水坊子的第二年。但是,南洋公司实力远不及大英烟公司,难以与之抗衡。南洋公司仅仅能够收买潍县南部烟区的少部分烟叶,烟价还是控制在大英烟公司手中。

　　为破除任人宰割的困境,部分烟农抱团取暖,准备采取措施,应对大英烟公司的价格垄断。1918年1月中旬接替王梦松任潍县知事的袁瀚,得悉烟农要闹事,派员下乡摸查,并张贴告示,严禁聚众滋事,同时向买办张桂棠交涉。

　　其实,负责烟叶收购的买办是田俊川。田俊川在潍县经营多年,人脉颇广,恐怕是田俊川耍滑头,将“责任”推给了张桂棠。袁瀚与张桂棠交涉情况如何,没有查到相关史料。张桂棠与大英烟公司的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这位背靠大树的张买办,不会买袁知县的账。

　　民国《潍县志稿》载,王右弼1918年11月6日任潍县知事。袁瀚上任潍县知县不到10个月便离开,据当年的《申报》报道,袁瀚“屡有因行贿事被告发”。袁瀚去职主因是行贿买官,潍县烟农“滋事”案恐怕也是原因之一。